16年前，当田梅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日本Gunma大学医学部、日本核医学会会长远藤启吾教授的博士生时，远藤教授曾询问她的求学意向。田梅说：“我要学临床PET”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技术）。导师开玩笑说：“PET很贵，你将来回中国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田梅回答：“我相信等我毕业时，中国一定会发展临床PET。”
16年后，已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杭州滨江医院副院长的田梅凭借其在PET方面的研究登上了“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的领奖台。如今全国已经有300多台PET设备在使用。而田梅十余年前完成的PET肿瘤探查新方法，如今也已在欧美和日本投入应用。
“今后许多领域都要应用PET分子影像，我们只是刚刚开了个头。”田梅为了保持在本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但谈及PET的应用前景，她语气里都是兴奋。
PET在医学领域是“3D卫星云图”
PET是一种新型的三维立体影像技术，用田梅的话说，“如果说X光、CT、B超等医学影像诊断方式是古老纸质地图，PET就是能够显示实时动态变化的3D卫星云图。”
虽不能直接治疗疾病，但在辅助诊断方面，PET带来的进展是显著的。
田梅拿出手机向记者们展示了一张PET拍摄的3D图片，半透明的人体360°旋转，一块块黑色病灶在其中清晰而刺眼。
“PET效果非常直观。” 田梅说，很多肿瘤在人体内会转移，传统的医疗影像只能让医生看到局部的病情，并不能判断是否转移，也就无法判断一次手术是否全部切除了肿瘤。但在PET拍摄下，这些病灶就无处遁形了。
田梅印象最深的患者是一位29岁的中学教师，来做PET检查时，体重只有50斤。好几个月以来，一直使用各种传统检查方式，如 CT、超声、内窥镜等，都无法确诊到底是什么疾病，医生最后才想到做PET，“用PET一检查，大家都吓坏了，恶性肿瘤早已密密麻麻地扩散到全身。”
而田梅认识的一位医生，体检发现肺部有毛玻璃样结节，“因为不放心，就第一时间做了PET检查，高度怀疑恶性疾病。经过微创手术后证实，确实是早期肺癌。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好几年了。”
两相比较，PET的优势显而易见。对于恶性疾病，早诊断争取到的时间，可能就关系着患者的生命。
此外，“PET分子影像学”可以追踪人体内的药物，看其是否能抵达目的地，和受体结合情况如何，对新药研究有很大帮助。
当年制约PET技术发展的是经费，现在则是人才。田梅感叹，现在很多医院不是买不起PET设备，而是没有懂PET的人去操作。
我国还处在PET技术应用起步阶段，从事研发和相关专业人员数量很少，毕业生“供不应求”,“整个浙江省也只有两位核医学博士生导师”。
虽然随着公众的接受度增加，PET影像领域的研究和项目也增多了。但她觉得目前面对日益发展的医学医疗形势，影像医学工作者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开拓，“随着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的迅猛发展，目前，精准医学、脑科学等领域越来越得到重视；对医学影像，特别是核医学分子影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很快，病人资源多，如果能及时开展相关疾病预防研究和精准诊治，我们一定会超越其他国家。”
想学物理的医生成了科学家
田梅如今谈起PET满眼放光，而令人意外的是，她起初并不想学医。研究PET，是因为PET让她发现了一种可能，把不感兴趣的学科变成自己喜欢并愿意付出毕生精力研究的学科。
田梅大学学医是遵从父母意愿。如果可以自己选择，她更喜欢物理，因为“特别喜欢科学探索”。
临床医学更多是需要记忆，记人体结构、记发病特征。实习时一群学生跟着主治医生查房，听他对病人病情的判断。
田梅不太喜欢这种氛围，觉得医生在这种关系中占权威地位，“像一座白色巨塔。”而她还没放下内心做“探索性研究”的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次看书，PET三个字母出现在一条注释中。PET属于核医学领域，是医学与核物理、化学等学科交叉的一个相对新的专业，学了这个，在医学领域一样可以做物理学研究，田梅一下觉得找到了方向。
当时PET在起步阶段，设备昂贵，而且中国没有。田梅因此萌生了出国学习的想法。
在一次参加学会时，她碰巧遇到了当时日本核医学会理事长远藤启吾，以此为契机，她拜入远藤门下，去日本读博，正式投入这个专业。
“在这个领域，有很多未知的方向需要去探索。”这种未知让田梅着迷，博士和其后在国外工作的十几年间，她主要研究PET在肿瘤方面的应用，回国后，浙大在神经科方面有临床需求，不少医生主动找田梅合作，她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到脑疾病和脑功能方面，“脑研究更有魅力，有更多未知的地方。”
她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利用PET分子影像技术来探索“脑机融合”领域亟待解决的信号源脑区定位问题。
但田梅认为，PET的创新潜力还远未被开发。研究者还可以开发更多显影剂并跟踪其在体内的生化代谢与变化情况：“新药去了哪些部位，待了多久，何时排出人体，都可以用PET分子影像技术来跟踪。对于将来制定临床用药的剂量、间隔时间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只是刚开了个头。”
性别和从事科研不矛盾
采访田梅，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的乐观。这位45岁的女科学家有家庭，有个十几岁的儿子，在科研上每天平均工作14小时。母亲、妻子、医生、老师、科研工作者……很难想象她如何在这些身份中如何寻求平衡点。
她很愿意强调自己的女性身份，她基本拿遍青年科学家所能获得的所有重大奖项，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特意强调“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她获得的其它奖项“很不一样”，因为这个奖体现了对女性性别群体的关注。
问她如何放松自己，她说喜欢体育，上学时候一直是体育委员，“身体好现在才有底子坚持长时间的工作。”此外，她把做家务当兴趣，发动家人一起打扫，从不请保洁阿姨，“还能锻炼身体”。
问她如何兼顾孩子。她说孩子放学后她还没下班，就把孩子接回实验室。实验室都是田梅的博士生，带着孩子做功课，和他一起玩，“我觉得这个氛围挺好，他能学到很多东西。”耳濡目染，田梅的孩子并没觉得妈妈因工作忽视自己，而是把她当作榜样，对别人谈起妈妈是女科学家时一脸骄傲，说自己长大也要当医生，“我觉得对他的教育还是成功的。”
问她是否感到身为女性在研究中受到歧视。她说有，女性因为要生育，科研上会比男性少一两年时间，很多评级评奖就错过了，这导致很多女科学家要么独身，要么科研道路受到极大阻碍，但她马上又谈到，近几年国家越来越重视这方面的问题，青年奖项评选上，把女性年龄从40岁推迟到45岁，“我觉得这样的举措特别好，不应该让生育成为女科学家的绊脚石，应该有这样的政策让女科学家有机会去做好妻子、好母亲，教育下一代，也把自己优秀的基因传下去。”
田梅觉得，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人生导师。国家需要给女性更好的成长和发展空间，让女孩子、女生看到自己未来发展的希望，对培育我国的下一代是非常有益的。
问她在工作中有无感到压力，如何克服。她说存在压力，因为回国的海外人才很多在国内属于高、精、尖、缺的专业人才，回来以后没有同专业的同行，没有与自己所处专业非常匹配的平台和环境，工作团队和实验室都要自己着手创立，“自己知道本领域的世界最前沿研究，所以要想始终保持领跑，就感到内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但田梅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自豪的是，所做出来的成绩，代表自己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