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亮相上海博物馆。这个展览通过200余件(套)夏商周时期的珍贵文物，带领观众顺着历史的轴线溯源而上，回到夏商周时期的中原地区，探寻先秦时期波澜壮阔的文明的神采与魅力。“宅兹中国”四字出自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也是最早“中国”一词的出处。中国何以称“中国”？最早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是考古学关心的，也是历史学、文化学所关注的，葛兆光、许宏、何驽等人都曾给出自己的理解。
废品站捡回国宝
两年前，国家博物馆曾举办过一个名为“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的青铜器特展，展览名称中的“宅兹中国”与上海博物馆此次特展名称“宅兹中国”来历相同。
“宅兹中国”出自何尊的铭文。1963年，何尊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发现之初，何尊曾被村民拿回家中装粮食，两年后又流落到废品收购站，差点就被销毁。宝鸡市博物馆的专家在收购站见其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而富有变化，断定这是一件珍贵文物，便以收购站当初购入的价格，将这尊铜器买回博物馆。经文物专家鉴定，这是一尊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浮雕为饕餮纹。何尊现收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国家一级文物。
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四字
何尊最为珍贵的地方，是腹底刻有铭文122字，记载了周文王受命、周武王灭商、周成王完成周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记录了周天子对宗小子何的训诰之辞，还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其中就有“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是方位词，接近地理概念，指的是中心、中央，表示国之中央的意思，具体指的是今河南洛阳一带。这篇文献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也勾勒了周天子定鼎洛邑、治理天下的宏伟蓝图。
显然，何尊最大的价值便是铭文中“中国”二字作为词组最早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不是同一概念，但这种提法与国名“中国”的出现之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关联。
中国人喜欢追根溯源，神话传说显然不如考古实证更有说服力。现代考古学在中华大地已有百年历史，古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初心，探寻“最早的中国”便是这项伟业的核心任务。
比洛邑更悠久的“最早的中国”到底在哪里呢？
所谓“最早的中国”，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国，二是中，三是最早。在目前学术界，以考古学家许宏所主张的“二里头文明最早中国说”最具影响。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被认为极可能是夏朝都城所在。
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具有最早的城市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由此可证二里头遗址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最大的中心性城市，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不仅如此，二里头文化还表现出“海纳百川，强力吸收”的特征，二里头文化因素也大幅向外辐射，这些现象都标志着“最早的中国”的诞生。
《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
何驽 著
科学出版社
考古学家何驽则是“陶寺遗址最初中国说”的主要倡导者。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何驽认为，都城考古判断标准是“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相当于国库)和普通居民区”。根据他的研究，陶寺遗址在上述方面均有相应的考古发现，包括“回”字形双城制都城、位于大城中部偏北的宫城、东南小城内的中期王陵区和郊天祭日的观象祭祀台及其附属建筑、城外西北角的祭祀地祇的“泽中之方丘”及其附属建筑、城内东南部的手工业区、城内西北部的居民区和宫城东侧的大型仓储区，以及其他各类重要遗存和遗物如：大型宫殿、凌阴、宫廷厨房建筑群……何驽据此论证陶寺是“最初的中国”，陶寺是“尧都平阳”，“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权力中心？地理中心？
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很难同外界发生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即便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力度也大打折扣。因而，中国史前文化及早期文明基本上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下起源和独自发展的。当然，也不能忽视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全球所有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中，中国是唯一一处独立形成且在数千年间连续发展的文明，其他数支文明在经历了各自的辉煌后，都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至今天的考古学家对这几支文明创造者的族属和来去行踪等，仍然没有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似乎会容易许多。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中国会叫中国呢？
许宏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一词本来是指“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相对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最早的中国》
许宏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许宏认为，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中国”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我们倾向于以公元前一七○○年前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二里头国家的出现为界，把东亚大陆的早期文明史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原(中国)王朝时代’，和此前政治实体林立的‘前中国时代’和‘前王朝时代’。”
何驽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主张，“中国”的最初含义其实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陶寺发现了圭尺“中”，何驽判断它是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
从以上的辨析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于何为“国”、何为“中国”、何为“最早的中国”其实存在很大的分歧。
文化量尺定“华夷”
与许宏、何驽这样的“考古实证派”不同，历史学家葛兆光的《宅兹中国》，则是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尝试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宅兹中国》
葛兆光 著
中华书局
葛兆光认为，与欧洲相比，在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波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化才比较稳固。
以中国为中心、以华夏为中心，古代称之为“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中国人就在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棋盘一样，或者像“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诸夏之外是夷狄。大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与南夷北狄相对应的文化上的“中国”概念。
在古人的想象中，地理空间越靠外，就越荒芜，住在那里的民族也就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葛兆光觉得，这种观念和想象并不奇怪，人都习惯从自己的眼里看外界，自己站的那一点，就是观察的出发点，也是确定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的中心。“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和书写者处在中原江河之间，他们当然要以这一点为中心，把天下想象成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大空间。”
葛兆光在《宅兹中国》直言，古代中国人一直对这一点很固执，固执的原因是，古代中国几乎没有受到过真正强大的文明挑战，古代中国人始终相信自己是天下的中心，汉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顶峰，周边的民族是野蛮的、不开化的民族，不遵循中华伦理的人是需要拯救的，拯救不了就只能把他们隔离开来。“中国人不大用战争方式来一统天下，也不觉得需要有清楚的边界，常常觉得文化上可以‘威服异邦’，而此邦与异邦的地理界限也会随着文明的远播和退守在不断变动。”
从某种意义上，古代的“中国”是关于文明的观念，而不是有着明确国界的政治地理观念。像古代的《职贡图》，画的是各边缘民族的代表向中央王朝进贡，总是把中国人的皇帝画得特别大，而外族人的使节很矮小。“尽管古代文献中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很明显，但是这种中心与边缘的划分并不完全是空间的，往往中心清晰而边缘模糊，而且，这种关于世界的想象，空间意味与文明意味常常互相冲突和混融，有时候文明高下的判断代替了空间远近的认知。”
这些思考其实前代学者早已有过。比如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这里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
